陳朝升

武義山川鐘靈毓秀，歷史人文薈萃，文化積淀深厚，《東陽山水記》云：“秦末有八士從洛陽來，逋棲于此，皆青素冠履，因名。唐泰和八年廉察使牒縣附之《圖經(jīng)》，而姓名則竟不傳也。”洛陽八士無意之間隱居于八素山，在武義不僅留下最早的人文足跡，同時也開啟了武義“隱逸文化”的先河。

張彥卿作為武義“隱逸文化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雖載于史冊，然資料甚簡。康熙版《武義縣志·賢寓》記載：“張彥卿，未詳何許人，前為永康縣令，慕白陽棄官家于此，子孫今猶在焉。”又據(jù)嘉慶版《武義縣志·隱逸》記載：“張彥卿，前為永康令，慕白陽山水佳勝，棄官家于此，遂為邑人”。綜上可知張彥卿曾任永康縣令，因慕白陽山勝境，棄官安家于此，但沒有明確其任職朝代。

對于張彥卿是否為東晉時永康縣令，前人雖有做過考證，但考證未詳。無獨有偶，筆者參與某書編撰工作，前往朱王村實地走訪、采集資料時，在該村與寺后張、塘塍頭共同續(xù)修的《清河張氏宗譜》中發(fā)現(xiàn)本支張姓始祖為張彥卿，并且也擔任過永康縣令，由此再次引起筆者的關(guān)注，故不揣淺陋重作考略。

《清河張氏宗譜·像贊》中記載：“彥卿公，賜進士，由河南開封府任永康縣，任末隱居縣東八素門，今武義張姓之始祖。”根據(jù)上述記載，張彥卿任永康縣令并無疑問，但像贊內(nèi)也未明確交代其任職朝代。筆者隨后又查閱了由徐升業(yè)撰寫于清乾隆癸亥年（1743）的《清河張氏重修宗譜序》，其中記載：“彥卿公，元朝即位，恥仕于朝，遂隱居于白陽東，普寧圣寺之后居焉。”另由歲貢何葆仁撰寫于民國三十七年（1948）的《清河張氏重修宗譜序》記載：“張氏居武義之祖曰彥卿公，宋末疾胡元之侵牟，席卷以有中國，既不能奮干戈鋤奸，究以匡社稷，效乃祖漢陽忠獻公之所為，則棄其谷祿，隱遁于白陽山下。”

從序言中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該譜記載的張彥卿生活在宋末元初時期，因效仿先祖守節(jié)，棄官隱居于白陽山。但這不能確定《清河張氏宗譜》與《武義縣志》記載的張彥卿是否為同一人。

為此筆者又查閱清光緒版《永康縣志·職官名表》中宋代永康知縣名錄，其中張姓知縣有七人，分別為“張成新、張祖、張常、張著、張沆、張介、張咸”，并無張彥卿。且張姓最后一任知縣張咸任職年份為南宋淳熙年間（1174—1189），此時距離南宋滅亡還相差近百年時間，因此《清河張氏宗譜》中記載的張彥卿宋末任職永康知縣應(yīng)該有誤。

對于張彥卿擔任什么朝代的永康縣令，筆者最終在《永康縣志·職官名表》晉置令、主簿錄事等人員中找到了明確記載：“晉令張彥卿，舊志載武義人。”又根據(jù)世傳張彥卿夫人為劉伶之女，但《清河張氏宗譜》世系圖表中記載的張彥卿夫人為陳氏。綜上兩者所處年代、配偶皆不相同，且官方志書可信度一般高于家族宗譜，筆者認為兩份史料中記載的張彥卿應(yīng)該不是同一人，且張彥卿任東晉永康縣令毋庸置疑。

為何會出現(xiàn)此種情況，筆者分析有以下兩種原因。

其一，兩者有幾點相同之處，同名、同姓且皆隱居白陽山。

其二，在封建社會，家族的地位和聲望非常重要。通過將家族與歷史上的名人或顯赫人物聯(lián)系起來，可以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。同時中國古代有“尊祖敬宗”的傳統(tǒng)，家族成員往往希望通過追溯顯赫的祖先來弘揚家族的榮耀。這種傳統(tǒng)導(dǎo)致了家譜中對祖先的美化和理想化，有時會忽略真實性。加之宋代之前的史料保存不如后世完善，許多家族的早期歷史難以考證。在缺乏確鑿證據(jù)的情況下，家譜編纂者可能會根據(jù)傳說來構(gòu)建家族的歷史。

張彥卿作為武義“隱逸文化”的代表，帶來的中原和魏晉遺風，滋潤造就了武義人獨特的民風習俗和思想個性，從側(cè)面也證明了武義是隱逸賢寓文化的厚土，更是一座宜游、宜居的康養(yǎng)名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