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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居武義的永康縣令張彥卿

陳朝升


武義山川鐘靈毓秀,歷史人文薈萃,文化積淀深厚,《東陽山水記》云:“秦末有八士從洛陽來,逋棲于此,皆青素冠履,因名。唐泰和八年廉察使牒縣附之《圖經(jīng)》,而姓名則竟不傳也。”洛陽八士無意之間隱居于八素山,在武義不僅留下最早的人文足跡,同時也開啟了武義“隱逸文化”的先河。

張彥卿作為武義“隱逸文化”的代表人物之一,雖載于史冊,然資料甚簡。康熙版《武義縣志·賢寓》記載:“張彥卿,未詳何許人,前為永康縣令,慕白陽棄官家于此,子孫今猶在焉。”又據(jù)嘉慶版《武義縣志·隱逸》記載:“張彥卿,前為永康令,慕白陽山水佳勝,棄官家于此,遂為邑人”。綜上可知張彥卿曾任永康縣令,因慕白陽山勝境,棄官安家于此,但沒有明確其任職朝代。

對于張彥卿是否為東晉時永康縣令,前人雖有做過考證,但考證未詳。無獨有偶,筆者參與某書編撰工作,前往朱王村實地走訪、采集資料時,在該村與寺后張、塘塍頭共同續(xù)修的《清河張氏宗譜》中發(fā)現(xiàn)本支張姓始祖為張彥卿,并且也擔任過永康縣令,由此再次引起筆者的關(guān)注,故不揣淺陋重作考略。

《清河張氏宗譜·像贊》中記載:“彥卿公,賜進士,由河南開封府任永康縣,任末隱居縣東八素門,今武義張姓之始祖。”根據(jù)上述記載,張彥卿任永康縣令并無疑問,但像贊內(nèi)也未明確交代其任職朝代。筆者隨后又查閱了由徐升業(yè)撰寫于清乾隆癸亥年(1743)的《清河張氏重修宗譜序》,其中記載:“彥卿公,元朝即位,恥仕于朝,遂隱居于白陽東,普寧圣寺之后居焉。”另由歲貢何葆仁撰寫于民國三十七年(1948)的《清河張氏重修宗譜序》記載:“張氏居武義之祖曰彥卿公,宋末疾胡元之侵牟,席卷以有中國,既不能奮干戈鋤奸,究以匡社稷,效乃祖漢陽忠獻公之所為,則棄其谷祿,隱遁于白陽山下。”

從序言中,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該譜記載的張彥卿生活在宋末元初時期,因效仿先祖守節(jié),棄官隱居于白陽山。但這不能確定《清河張氏宗譜》與《武義縣志》記載的張彥卿是否為同一人。

為此筆者又查閱清光緒版《永康縣志·職官名表》中宋代永康知縣名錄,其中張姓知縣有七人,分別為“張成新、張祖、張常、張著、張沆、張介、張咸”,并無張彥卿。且張姓最后一任知縣張咸任職年份為南宋淳熙年間(1174—1189),此時距離南宋滅亡還相差近百年時間,因此《清河張氏宗譜》中記載的張彥卿宋末任職永康知縣應(yīng)該有誤。

對于張彥卿擔任什么朝代的永康縣令,筆者最終在《永康縣志·職官名表》晉置令、主簿錄事等人員中找到了明確記載:“晉令張彥卿,舊志載武義人。”又根據(jù)世傳張彥卿夫人為劉伶之女,但《清河張氏宗譜》世系圖表中記載的張彥卿夫人為陳氏。綜上兩者所處年代、配偶皆不相同,且官方志書可信度一般高于家族宗譜,筆者認為兩份史料中記載的張彥卿應(yīng)該不是同一人,且張彥卿任東晉永康縣令毋庸置疑。

為何會出現(xiàn)此種情況,筆者分析有以下兩種原因。

其一,兩者有幾點相同之處,同名、同姓且皆隱居白陽山。

其二,在封建社會,家族的地位和聲望非常重要。通過將家族與歷史上的名人或顯赫人物聯(lián)系起來,可以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。同時中國古代有“尊祖敬宗”的傳統(tǒng),家族成員往往希望通過追溯顯赫的祖先來弘揚家族的榮耀。這種傳統(tǒng)導(dǎo)致了家譜中對祖先的美化和理想化,有時會忽略真實性。加之宋代之前的史料保存不如后世完善,許多家族的早期歷史難以考證。在缺乏確鑿證據(jù)的情況下,家譜編纂者可能會根據(jù)傳說來構(gòu)建家族的歷史。

張彥卿作為武義“隱逸文化”的代表,帶來的中原和魏晉遺風,滋潤造就了武義人獨特的民風習俗和思想個性,從側(cè)面也證明了武義是隱逸賢寓文化的厚土,更是一座宜游、宜居的康養(yǎng)名城。